作者: 来源:学科办 时间:2023-09-25 阅读次数:次
2023年9月23日,第二届“侦探小说的哲学与文化反思”工作坊在我院213学术交流中心召开。本次工作坊采取线上线下并行方式进行,由黄家光老师召集,金方廷、高媛、战玉冰、华斯比、高翔、樊熙奇、吴越、李广旭等学者,时晨、孙沁文等侦探小说家参加了此次活动。
讲座上半场由我院李广旭老师主持,高媛、战玉冰、华斯比、高翔、樊熙奇、吴越六位老师依次发言。
第一位发言的是山东理工大学高媛老师,她发言主题是《民国侦探小说中的“侦探VS侠盗”书写》,她指出,“侦探VS.侠盗”书写是民国侦探小说中的一种特殊创作,主要关注侦探与侠盗之间的对决故事,一般以二者之间的智力斗争作为文本核心情节。文本多采取侦探人物视角叙述故事,但仍以侠盗作为中心人物。侠盗人物带有戏谑意味地挑战智慧的代言人——侦探,以此彰显个人的聪明才智。同时,他们在采取行动时通过冒充他人的方式,隐匿个人的真实身份,成为“人群中的人”,又通过预告信件、遗留标志等方式公开声明对犯罪行为负责。除此之外,他们的行动往往是以“侠义”的名义完成的犯罪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作品中,基于社会公义理念以及民族大义信念,侦探与侠盗达成“共识”,似乎趋向一致的行为路径。但二者看似“同途”的行为轨迹是否能导致“同归”,却仍是一个现实难解的问题。
复旦大学战玉冰老师题目是《紫金陈的罪案书写》,他认为,紫金陈的推理小说创作多从“犯罪者”而非侦探的视角展开叙事,暴露出作者某种关于正义的想象方式。而在侦探与罪犯智力较量的过程中,其小说一方面充满了对于专业知识(如数学、物理、化学、法医、刑侦等)的想象与执迷,即所谓“高智商犯罪”;另一方面,相较于现场物证与监控录像等经验理性,小说中更多呈现出对于逻辑推理的信赖,即所谓“推理之王”破解“无证之罪”。在上述两重意义上,紫金陈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其实是去社会化与非现实性的,虽然并非追求传统意义上的“本格派”诡计与“不可能犯罪”,仍不脱离游戏性与幻想性写作的范畴。此外,紫金陈对于小说易读性的追求,将“小说”降格为“故事”,部分损失了其文学的复杂性,而相关网剧改编的成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弥补了小说本身的不足。
牧神文化文学编辑华斯比老师分享的《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在多方面的史料搜集》,以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作家创作的侦探小说单行本实物为主要讨论对象,兼及影戏小说、电影剧本、连环画等其他媒体形式的相关文献史料,从“过渡时期”“上海以外地区”“盗版现象”“海外译本”“多元媒介”五个方面具体介绍了自身在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史料搜集方面所做的努力,开拓了视野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最后,他呼吁结合高校科研平台、图书馆馆藏资源和民间收藏资源等多方面的力量,合力搜集并整理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各个地区的侦探小说原始文献(电子、影印资料和书刊实物),为将来更加全面细致的研究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上海政法学院高翔老师发言题目是《从侦探小说到谋杀之谜:论悬疑文学的游戏性》,他结合了在上政中文系教授侦探小说、海龟汤和剧本杀写作的经验,探讨了推理文学的游戏性问题。他认为,推理文学的写作和阅读都是“悬疑思维”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作者和读者都可以体验到:抛出悬而未决的有趣问题的创意思维乐趣,设置游戏障碍(诡计)的逻辑思维乐趣,层层反转的逆向思维乐趣,最后给出答案(谜底)的审美思维乐趣。中国推理文学应该借鉴欧美创意写作学科,开设各类推理文学写作课程和工作坊,教授同学们掌握发散思维、情境思维、移情思维、反转思维、故事新编的创新思维、知识想象的移植思维等方法,将推理文学写作本身作为提升民族想象力、讲好中国故事的创新路径。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樊熙奇老师题目是《从伊利亚德看<真探>》,他提醒我们注意,“死亡不是尽头”是《真探》第一季的核心台词,牵动剧中人物命运,又颇为难解。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也以类侦探叙事形式讲述同一主题。以伊利亚德神话学中的神圣时间与世俗时间分疏作为理解的钥匙,帮助我们理解此主题。原史时代,神圣时间之永恒以断裂重生而非均质绵延的形式,深刻影响处于世俗时间的原始人类。
上海交通大学吴越老师发言题目为《侦探小说与精神分析——以齐泽克为中心》,她围绕“当理论派阅读侦探小说时会得出什么结论”这个问题,以齐泽克为中心,探讨了侦探小说与精神分析的关系。作为当今思想界和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齐泽克也对侦探小说很感兴趣。他通常将侦探小说作为(理论)思考的方法,不针对具体或特定时期的侦探小说来谈历史意义,而是把侦探小说中侦探“破案”这一普遍情节抽象为一个情境,并将其与精神分析的情况进行类比。从“破案”情境入手,吴越展示了侦探与分析师、侦探破案过程与精神分析过程的相似性,从中得到相应的哲学启示,并且从欲望的角度谈经典侦探小说和硬汉小说的区别。最后,她尝试用这些结论来反思当代西方文学研究的“后批判”转向:后批判阅读的主体不再是外在于案件的经典侦探,而是被卷入案件的“硬汉侦探”,后批判阅读选择了享乐、而非阐释,在情感体验、审美体验等方面被文学本身塑造,体现了文学自身的能动性。
工作坊下半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金方廷老师主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时晨、孙沁文、黄家光三位老师进行分享。
作家时晨发言主题为《谈谈侦探小说创作本土化的问题》,他探讨了侦探小说创作本土化的问题。他提到,国内推理小说被忽视的困境在于缺乏第三方的奖项和专业的评论。同时,日本推理小说全面占领市场,导致国内本土出版受到挤压。国内原创推理小说出版渠道变窄,优秀作品产量变少。在创作本土化问题上,他指出推理小说不应该只加入中国元素,换皮不换骨。创作者应当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例如小说《鬼吹灯》就是冒险小说本土化的成功案例。如何扶持国内推理创作,抑或是本土化是否能真正推动侦探小说发展,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作家孙沁文发言主题为《密室推理的创作心得》,他指出推理小说是游戏性和文学性并存的文体,而不应承载太多社会性内容。他个人在创作时更注重于谜题的设计和破解,而这些也恰恰是本格推理的核心。“密室”作为推理小说里最经典的一类谜题,其概念随着推理小说的发展越加宽泛,而根本却始终未变,即解决“犯人如何进入一个不可能进入的空间进行犯罪”。密室将逻辑的悖论发挥到了最大,也将谜题的不可思议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创新是推理写作的灵魂,而创新的灵感来源于生活。这就要求创作者在生活中更关注细节,从细节处创新。
我院黄家光老师发言题目是《侦探与罪犯的共谋》,他认为侦探小说作为理性化世界图景的审美表达,是透视现代世界的一种视角。柯南·道尔《四签名》中的福尔摩斯悖论提示出侦探对真相的追求(真)与其对正义的追求(善)之间的断裂。借由克拉考尔对“侦探即罪犯”的提示,重思福尔摩斯悖论,从发生学、侦探小说内部的要素、侦探小说定义等角度,结合经典侦探小说阐明侦探与罪犯之间的共谋关系。通过侦探与罪犯共有的“无聊”情绪,进一步阐明这一共谋关系背后所呈现的真相与正义断裂的虚无主义世界图景。最后,通过引入社会派推理、硬汉派推理,揭示侦探小说中真相与正义连续之维,表明一种真相与正义“断裂”和真相与正义“连续”相互纠缠的整全性世界图景之可能性。
下半场第二部分是圆桌讨论环节,就侦探小说本土化、侦探小说的游戏性等问题,参加工作坊的各位老师各抒己见,对话交流,并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给予厚望。本次工作坊在友好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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